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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往常一样，北京京西宾馆将再次成为权力与谋划的焦点。
10月20日至23日，中国共产党约370名高层官员将在北京聚集，规划到2030年的国家经济走向。最终将于明年3月公布的五年规划，是自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的第十五个。规模庞大、体系复杂，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，规划内容将涵盖从先进制造业到绿色发展等方方面面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亲自参与制定过程。
这次会议的召开，背景颇为复杂。
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GDP同比增长5.3%，主要受制造业投资和出口韧性的支撑。但消费依然疲弱。许多中国人倾向于储蓄，在就业形势不稳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，他们变得更加谨慎。
国内需求不足导致通缩，8月消费者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0.4%。需求疲软也加剧了贸易紧张。中国制造了全球约30%的制成品，却只占全球消费的18%。
保护主义情绪正在其他国家抬头。而中美贸易战中脆弱的停火，也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。
五年规划的体量巨大，过程不透明，往往让外界难以理解。但每一次规划，都能让人窥见中国最高决策机制的运作。政府会征求学者、经济学家和专家的意见。据官方媒体报道，这次习近平还在听取网民的意见。
外国人士也提出了不少建议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出了如何让中国经济向消费倾斜的看法。美国花旗银行提出未来五年总额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（约合1.6万亿美元）的措施，以支持家庭支出，包括扩大免费学前教育和提高医保覆盖水平。
瑞银集团则认为，应通过五年规划推动服务业发展，比如养老服务和体育消费。
早期的五年规划几乎全部聚焦GDP增长及相关的物质投入。近年来，规划内容日益庞杂（上一个规划甚至取消了五年GDP增长目标，但仍设年度目标）。面对庞大内容，官员往往重点关注具体、量化、或在规划开篇被突出强调的目标。
可以确定的是，随着2030年临近，中国将继续强化高端制造业。
习近平仍然热衷于他所称的“新质生产力”，但近期他警告地方政府不要都去扶持相同产业，以免重复投资。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后，中国正把目光投向类人机器人和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。
为此，规划可能会设定从工业研发投入到工厂自动化的各项目标。规划很可能包括已确定的目标——到2030年把人工智能融入90%的制造环节，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。
另一个重点是打破“卡脖子”技术。
中国企业正努力减少对国外高端半导体的依赖，也在寻求摆脱对飞机发动机等其他关键部件的依赖。官员认为这些依赖是国家的脆弱点（自2022年起，美国已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）。
中国高层官员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，成为科技强国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应对“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遏制和压制”的“根本途径”。
刺激消费的努力也将成为新五年规划的重点。上一个规划含糊地提出要“更加依靠强大的国内市场”；再前一个规划则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提高，但同时呼吁社会“弘扬节俭”。
如今，体制内经济学家纷纷呼吁更有力度的目标，比如在规划中设定消费占GDP比重的具体数值。目前这一比例为57%（包括政府在医院等领域的支出），而全球平均水平为73%。
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路风呼吁，到2030年将其提高5至10个百分点。前国家发改委官员彭森也提出类似建议，认为到2035年消费占比可超过70%。
今年以来，政府已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支出，从提供消费信贷补贴，到推行“以旧换新”政策，鼓励家庭更新家电。7月起，政府还开始向每名三岁以下儿童的家长每年发放3600元补贴。
但若要真正提振消费，五年规划需要更具雄心的措施——例如大幅增加财政资金投入社会保障体系，让民众，尤其是低收入群体，不再过度担忧养老和疾病负担。
相比投资科技产业，党在采纳这些措施时面临更大阻力。负责养老金的地方政府已经财政吃紧。中央虽然允许地方发行新债替换高风险的“隐性债务”，但不愿进一步出手。
更重要的是，习近平及党内高层普遍反对他所称的“福利主义”。他在2021年曾警告说，过于慷慨的政府会造就“懒人”，并“不可避免地引发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”。
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折中：规划可能提出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，但不会明确目标值；也可能要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“快于”GDP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“同步增长”。
“在政治上可行的范围内，他们可用的政策工具其实并不多。”咨询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的贝德尔解释说。无论外部专家的建议多么明智，最终决定下一个五年规划核心目标的，仍是中国领导层的态度。
为了保护自己和仕途，官员不会设定没有把握实现的目标。贝德尔的研究显示，近年来的五年规划主要目标几乎都完成了，但“硬”经济目标的数量较上世纪90年代明显减少。
政府解释说，这是因为规划的制定更加“科学和规范”。五年规划在时代的交替中，仍是观察中国政策优先方向的重要窗口。